来源：视觉中国
当澳大利亚把“16岁以下青少年不得使用社交媒体”写进公共政策时，许多人的直觉反应也许是惊讶：社交媒体对青少年的影响已经严重到需要国家来设立一道防护墙了吗？其实，学界已基本形成共识，并不建议孩子过早接触社交媒体。
日前，有一档新上线的名人播客也引来关注，在谈及孩子的教育问题时，主播称，孩子过早接触社交媒体有可能会对大脑结构产生不可逆的影响，原因在于——过早接触社交媒体，青春期女孩可能会变得更在意他人评价，男孩则可能更频繁地接触煽动性和暴力类的内容，长此以往，这些都会影响大脑的结构。
以上这则观点在科学性上略显不足，缺乏足够的论据支撑，但它精准戳中了一个本质问题——社交媒体并非只是“娱乐工具”，而是一个会逆向塑造心理结构的环境。那么，未成年的孩子们是否已经准备好去应对这个由社会比较、公共评价和即时反馈驱动的虚拟世界？不论是从心理学的角度，还是从脑科学的角度来看，答案都是：还没有。
点赞、转发、评论，为何会对孩子构成焦虑？
心理学认为，人的认知、行为和环境并不是各自独立的，它们始终在彼此影响，循环塑造。这个“三元交互决定论”正是心理学家班杜拉（Albert Bandura）提出的社会认知理论的核心思想。换言之，儿童并非只有被动地接受学习，而是会通过不断观察他人、推测规则、模仿行为、感受结果，逐渐形成对世界的理解。与此同时，他们所处环境也会不断改变他们的注意力分配、价值判断与自我概念。社交媒体之所以特殊，正是因为它早已超越了信息平台的功能，而是塑造了一个高度精密的生态系统：不仅提供内容，还呈现社会评价；不仅提供信息，还映射了社会比较；不仅让你表达，还让你立刻知道“别人怎么看你”。
在现实生活中，儿童青少年当然也会在意他人的看法，但这些反馈往往是零散的、含糊的、发生在具体情境里的。但是，在社交媒体上，评价被压缩成了清晰且可量化的数字：点赞数、评论数、转发量、粉丝量。这些数字不需要解释，却会被迅速内化为某种判断——受欢迎，还是不受欢迎；值得关注，还是无足轻重。当一个正在建构自我认同的孩子过早地暴露在这样一个评价密集、对比透明的环境中，他们对“我是谁”这个问题的探索，往往会被悄然替换成“别人怎么看我”的一种焦虑。
这并不是儿童青少年更虚荣，而是心理发展阶段使然。尤其是青春期，正是青少年自我意识膨胀、社会关系构建的重要时期，他们对外界评价的敏感度天然更高。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交媒体很容易成为放大器。对于不少女孩而言，这种放大往往体现在外貌、关系和被认可程度上。平台上的精修图片、精致生活与密集互动，制造了“别人家的孩子”这个臆想中的完美形象。而对于不少男孩来说，平台算法更直接地向他们推送高刺激、高对抗、高情绪张力的内容，因为这些内容更容易被点击、转发、讨论和关注。
儿童青少年在不同发展阶段会被不同的内容所吸引，而社交媒体最擅长的就是不断试探并精准把握每个人会被什么吸引。这是不同心理需求与平台生态相互作用后，自然形成的生态路径。
推送机制下，孩子更容易把“作秀”当成长
同时，人类擅长观察学习，会通过观察榜样如何行动、得到什么后果，形成结果预期与行为倾向。班杜拉总结了影响观察学习效果的四个关键因素，分别是注意、保持（记忆编码）、复制（行为产出）与动机。这四个关键因素被社交媒体运用得异常好，甚至好得有点“危险”。
比如，社交媒体天然擅长吸引注意力，把信息包装成容易记住的片段、提供可复制的模板，如以滤镜、段子、挑战、话术等方式，并通过加强不确定性来诱发兴趣。说得直白一些，你不知道别人的下一条朋友圈会是什么，你也不知道自己的下一条文案会不会有人点赞，能不能成为“爆款”。正因为这些“不确定”，才更让人欲罢不能。
更关键的是，社交媒体并不必然传播坏东西，但它确实倾向于传播更能吸引眼球、引发情绪共鸣的内容。所以社交媒体大量推送的“榜样”并不是传统意义上家长或老师希望孩子模仿的榜样。现实学习生活情境中，老师和家长更倾向于传递那些与“努力、坚持、合作”相关的内容，或者更倾向于这类榜样，而在社交媒体里，更容易被推送给儿童青少年的内容，往往基于颜值、夸张表达、冲突戏剧性。于是，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学到的不仅是某个具体行为，还有一套更底层的规则，即什么更容易获得关注，什么更容易得到回报。对于正处在认识自己、探索世界阶段的孩子来说，过早、过多接触这类社交媒体内容，极易沉迷于点赞追捧与流行热点，将作秀误认为是成长。
当“情绪脑”被反复刺激，“理智脑”必然受到影响
如果说心理学理论解释了孩子为什么容易被社交媒体“牵着走”，那么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则阐释了为什么孩子比成年人更容易“陷进去”。
从大脑发育的角度看，青春期是一个典型的“不对称阶段”：负责情绪反应、奖赏敏感性和同伴认同的“情绪脑”，会在这一时期变得异常活跃；而负责规划设计、冲动抑制、自我调节的“理智脑”，却要到二十多岁才逐渐成熟。青春期孩子的大脑就好比一辆初具雏形的赛车，加速系统极其灵敏但刹车系统却经常反应迟缓。问题在于，社交媒体的各种机制都是针对大脑的“加速系统”来设计的：无限滚动的界面、不确定的奖励机制、强烈的情绪刺激、随处可得的即时反馈。成年人尚且容易迷失其中，更何况一个自控系统尚未发育完善的孩子。
青春期的大脑还具有高度的可塑性，被反复激活的神经通路会逐渐变得更顺畅、更优先。当一个孩子长期习惯于碎片化刺激、即时满足和外部评价驱动的注意力模式，这种信息加工方式就更容易固化下来，进而影响学习、情绪调节以及行为控制。从教育心理学的视角看，社交媒体最直接影响的并不是学业成绩，而是孩子的自我调节能力。
自我调节能力是个体监控自己的行为、评估自己的状态、并在行为偏离目标时及时进行调整的能力。社交媒体往往会替孩子“接管”这些本该由自己完成的过程。无聊时不必自己寻找活动，刷一刷手机就好；情绪低落时不必消化调整，看点刺激内容即可；想获得认可不必在现实中维护关系，发一条朋友圈就能换来回应。久而久之，孩子在虚拟世界里如鱼得水，却在现实世界中变得手足无措。
父母放下手机，才是最有说服力的“屏幕规则”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澳大利亚的政策选择更像是一种基于青少年发展规律的公共干预。它的本质并不是宣判社交媒体“有害”，而是在明确一个底线：在孩子的自我调节能力尚未成形之前，社会不应把高度商业化、以注意力为核心的社交媒体系统毫无监管地任由孩子随意使用。
不让孩子过早接触社交媒体的意义并不在于剥夺，而在于设计一个更好的使用顺序，为孩子创造一个更合理的成长节奏。孩子们需要先在现实世界中建立相对稳定的自我概念，再进入虚拟世界感受评价；先在真实关系中学习如何与他人相处，再面对算法驱动的社交场景；先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和冲动，再接触五花八门的感官刺激。只有当这些能力逐渐成形，社交媒体才更可能成为工具，而不是塑造孩子心理结构的“幕后推手”。
在当代青少年的生活中，完全隔绝社交媒体并不现实，也非必要。“一刀切”的禁令可能会带来难以预计的适应性阵痛，真正可行的应该是立规而不是放任、是替代而不是限制、是合作而不是对抗。在“屏幕文化”盛行的当下，我们更应该用运动、阅读、创作和真实的人际互动去填补在线娱乐留下的空白，用清晰、稳定、可预期的规则，取代随时可能因为没收手机而爆发的亲子冲突和争吵。
不得不提的一点是，成年人得自己先做出改变。一个家庭里最有说服力的“屏幕规则”，从来不是挂在嘴边的规矩，而是大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放下手机的那几分钟。如果大人们一边在饭桌上刷屏，一边教育孩子自控，那么所有关于规则、边界和成长的讨论，都会失去说服力。
社交媒体不是洪水猛兽，但它确实是一条湍急的水流。让孩子晚一点“下水”，并不是因为世界太危险孩子们需要保护，而是希望孩子在身心成长的关键时期先完成自我建构、培养自我调节、形成健康的社会关系。等他们立稳了脚跟，再鼓励他们自由探索世界，那时就不必简单地靠点赞来证明自己，也不会把算法当成人生指南。（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心理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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