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11年，山东南旺镇，明代工部尚书宋礼站在汶水岸边，面对的不是一条普通河道，而是一道决定南北漕运成败的“水脊”。此处地势高，汶水到了这里，能够分别向南、向北流去。京杭大运河能否稳定通航，关键就藏在这个并不起眼的小镇。
元朝修会通河时，思路并没有错。为了避开黄河下游多次改道形成的险滩，朝廷在山东临清以南开凿新河，试图把南北水运直接接通。新河开通后，运输距离大幅缩短，理论上比隋唐旧道少走九百多公里。
问题出在水。
会通河沿线地势起伏明显，汶水虽然被引入运河，却没有在最合适的位置完成分流。水多时，南段容易形成泄水；水少时，北段又难以维持航行。漕船不是搁浅，就是需要纤夫拖拽，遇上枯水季节，整条河的运输效率便大打折扣。
元朝曾在宁阳县东北一带修建堽城坝，引汶水进入洸水，再由洸水向济宁方向输送。工程规模不小，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南北水量分配的问题。那时运河并非完全不能走，而是对降雨和汛情依赖极大。
水量充足的年份，漕船尚可通行。赶上干旱，朝廷只能重新依靠海运，或者让粮食经黄河运到河南中滦，再转陆路一百八十里，到淇门镇重新装船，沿卫河北上。运输线路一再折转，耗费的人力、牲畜和时间都相当惊人。
有意思的是，明成祖朱棣迁都北平后，同样面对这道难题。都城北移，南方粮食必须大量运往北方，海运虽能承担部分任务，却受风浪、船只和沿海条件制约。要让京师获得稳定粮源，陆路和海路都不能完全替代内河漕运。
明廷重新启用会通河时，没有简单地把旧河道再挖一遍，而是把解决问题的重点放到了南旺镇。
南旺位于济宁以北约九十里，是汶水进入运河后最适合分水的地方。按照《明史·河渠志》的记载，南旺被称为“南北之脊”。从这里向北到临清，地势逐渐下降；向南经沛县、徐州一线，同样一路降低。汶水在高处汇入，便能顺着地势自然分成南北两股。
当地流传着一句话：“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这句话说的是汶水北流多、南流少。实际工程中，南流约占十分之四，北流约占十分之六。民间说法更顺口，也更能体现南旺分水对北方漕运的偏重。
水分开了，还不能任其奔流。南旺至临清，地势落差约九十尺，沿途设置十七道闸；南旺至沽头，落差约一百一十六尺，设置二十一道闸。船闸像一节节可以调节的“水梯”，既拦住水势，也帮助船只逐级升降。
宋礼主持治理时，曾与地方水工反复勘察。有官员担心工程过于复杂，宋礼的回答很直接：“河水有涨落，不能只靠一条河。”这句话未必是史书原文，却准确道出了工程的核心：要把不可预测的自然水量，转化为可以调节的储备。
于是，南旺附近的湖泊被纳入整体水利系统，形成了南旺湖、蜀山湖、马踏湖等蓄水区域。后世常称其为“水柜”。上游来水太大时，先把多余水量存入湖中；河道水位下降时，再通过斗门放水。运河与湖泊之间，并不是简单挖通，而是设置闸门控制进出，避免洪水冲坏河道，也防止枯水期无水可用。
这一套办法，改变了会通河的命运。元朝主要是“引水入河”，明朝则进一步做到“蓄水、分水、节水”。同样依靠汶水，差别不在水源本身，而在于有没有找到合适的分水地点，以及能否把季节性水量储存起来。
永乐九年，即1411年，明廷大规模治理会通河。经过疏浚河道、修筑堤岸、设置闸坝和建设水柜，南北漕运逐渐恢复。到永乐时期，南粮北运不再完全听凭雨水安排，运河开始具备持续运行的条件。沿岸的济宁、临清等地，也因漕船往来、仓储转运和商贸集散而兴盛起来。
清代继续沿用这套水利格局。漕运总督董讷在诗中写道：“四柜功成锁万流，湖光荡漾出龙湫。”诗句虽有文学修饰，却反映出水柜在实际漕运中的重要作用。它不是景观工程，而是维系京师粮道的基础设施。
遗憾的是，运河后来还是受到黄河改道的冲击。1855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河道改道北流，夺大清河入海，京杭运河山东段被拦截，传统漕运体系由此遭到重创。此后，清廷越来越依赖海运，南旺一带的水柜也逐渐失去原有功能。
到了近代，河道淤塞、黄河摆动和交通方式变化，使南旺湖等湖泊慢慢萎缩。1958年，为解决黄河以南至济宁的航运与排水问题，山东开挖梁济运河，北起黄河南岸，南抵南阳湖。新河道没有完全沿用旧运河，南旺镇也因此离开了主航道，原来经过镇旁的运河遗迹，逐渐与现代航运分开。
南旺镇的特殊之处，正是它把地形、水源和工程技术接到了一起。元朝挖出了河，却没有真正控制水；明代找到南旺这个“脊梁”，又用闸坝和水柜把汶水驯化，京杭大运河北段才从“偶尔能走”变成了可以长期承担漕运的国家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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